(一)
近年来,随着《三体》走红世界以及电影《流浪地球》在全国热映,科幻的风头一时无两,相关讨论也层出不穷。但是,无论认为科幻文学以“寓言/预言”的形式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还是从反面指责其“文学性”不足,在研究者的潜意识里,都是试图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科幻。科幻是文学,不承担科普的任务,这似乎是我们讨论科幻的前提。然而刘慈欣在其科幻随笔《当科普的科幻尝起来是文学的》中却提出一个了颇为“奇特”的观点:科普型科幻是中国的创造,而中国科幻最大的辉煌也是科普型科幻创造的……为什么不能一部分姓文一部分姓科呢?

   


在当下的语境中,年轻的科幻迷理解甚至接受刘慈欣的观点颇为困难。而对于老一辈的科幻人来说,科普与科幻之间的纠缠关系更是心头的隐痛。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科幻界与科普界曾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科文之争”。最终,在1983年末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被视作“污染源”之一遭到清除。由此,科幻这个“灰姑娘”在历史的角落里蛰伏了10余年,终于在1990年代中期才再次勃兴。因此,由于这场并不令人愉快的争论的存在,要使老一辈科幻人接受“科普型科幻”的观点也并不容易。
这场“科文之争”肇始于历史转轨的1970年代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幻文学开始进入井喷时期,佳作频出,并时常获得主流文学界的奖项。这一时期被普遍地称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科幻文学的发展,科普界开始频频指责科幻小说各种脱离科普的倾向。最终,在1983年末的“清污运动”中,科幻遭到批判,这段井喷期也戛然而止。
简略勾勒出中国科幻的历史发展脉络后,我们才能明白,若想真正理解刘慈欣提出的观点对于中国科幻未来纵深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中国科幻史的这场“科文之争”。然而这种清理因为老一辈科幻人的健在又是不易的。因此,这需要我们找准合适的研究角度。
对于已拉开一定历史距离的科幻研究者以及中国科幻的发展而言,这场争论的对与错其实并非最主要的问题。重要的是,“科文之争”的文学史意义是什么以及这场争论的理论意义何在。因此,对于研究“科文之争”,“历史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
 
(二)
关于这场论争的缘由,流传广泛的是“个人恩怨说”,吴岩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到:“对两批人之间产生的裂痕,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我在美国见到童恩正时,他的说法是,叶永烈写文章提到钱学森大跃进时对粮食亩产的推算,认为太大胆、是科幻。于是,出现了一些人为钱学森卖力去打压叶永烈……但是不是真是这样,谁也不知道。此外,对这个问题还有“嫉妒说”等等。”

(图丨叶永烈)
嫉妒说较有代表性的如郑文光的看法。他在1990年代中期接受采访时表示,那时批判科幻的科普界人士本是这些科幻作家的朋友,但眼见这些科幻作家乘着文学之翅,声名看涨,于是有些人开始到科幻文学中挑毛病了。先是找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找不到,找社会问题。指责科幻小说让人想入非非……

(图丨郑文光)
这些说法的共同点都是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解释“科文之争”。正如丸山昇在讨论1940年代萧乾与郭沫若等左翼知识分子论战时的感叹:“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觉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于是我们会感到困惑,不知该把焦点放在哪里才好。”
我们很难否认人事因素在“科文之争”中的存在,但这是否就是这场论争的全部?吴岩认为,对于这场论争“还是反思深一点好……大家应坐下来,把这件事说清楚、搞清楚,从中吸取教训。” 如果我们将吴岩所说的“说清楚、搞清楚”理解为“历史化”,或许这将是这场论争一个较为理想的切入点。因此,对于科幻研究者来说,需要抑制住价值评判的冲动,不以当下的标准去裁定当年论争双方的对错,而是撕开覆盖在历史上的知识话语,探讨比“对”或“错”更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因此,这需要我们建立一个“参照的知识视野”,不仅仅关注叶永烈、童恩正等科幻作家的观点,也应该关注批评他们的科普界人士的观点。只有以此“历史化”的态度,我们才能真正厘清这段科幻史的公案。

(图丨童恩正)
回顾“科文之争”,我们也许会因为习惯性的认知以及科幻派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的“受难者”形象而先验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不去理会科普派的说法,甚至批评科普派态度生硬、不能包容多种观点。我们必须承认,在“科文之争”中确实存在着意气之争以及一些非学术层面的因素,这也是科幻界亲历者至今仍然难以释怀的原因。“说清楚”这场论争中“人事纠葛”的对错当然重要,这是未来我们在学术争鸣中应当引以为鉴的教训。但在回顾“科文之争”时,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此。我们应该尝试理解和分析在“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科普派观点的历史合理性,并从中汲取有效的科幻理论资源,同时反思这一思潮造成的狭窄视野和思想局限性。只有以“历史化”的态度去清理这场论争,而非简单地以当下的科幻观去批判科普派当时的“错误”,将研究仅仅停留在“批评状态”,我们才有可能汲取论争双方的思想资源,进而推动中国科幻文学更加深入的发展。而这样的清理和分析时同时也是深入理解80年代这个被称为“新启蒙”时代的复杂性、局限性的前提。
 
(三)
从目前看来,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研究还并不十分充分,80年代科幻的文学史、思想史的意义还未被充分认识。尽管如此,已有一部分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于此,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挪用一些后设的理论框架对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幻进行解读,或者简单地批评那个时代的科幻是对西方科幻的模仿。应当说,这两种解读都是外在于20世纪中国科幻发展的历史脉络的。“黄金时代”的中国科幻绝非是对西方科幻的简单模仿,科幻文学在80年代的样貌其来有自。无论晚清鲁迅翻译的一系列科学小说,还是“十七年时期”引自苏联伊林的“实用主义”科幻观,都构成了“黄金时代”科幻文学的理论资源。
然而复杂之处在于,“新时期”的文学文化不仅承继了前一个时代的观点,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文学和科幻理论。于是,“20世纪中国”和“西方”在“科幻”的范畴内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博弈。因此,“科文之争”也绝非“僵化”/“开放”这样一个二元对立式的范畴就可以解释。
因此,这也要求我们深入80年代的历史,对“科幻派”和“科普派”的观点进行历史地辨析。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科幻”/“科普”这样的二元对立,毕竟意识形态就存在于二元对立之中,任何二元论都有可能将问题简化。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科幻派”“科普派”是否在任何方面都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他们的观点是否产生过对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配合?“科幻派”“科普派”是否就是纯然一体的,他们的内部是否有观点上的分歧?这些问题同样也需要我们勾沉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化的分析。
此外,作为80年代文学的一部分,“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远非只有科幻史方面的意义。正如张颐武所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想象中,科幻小说几乎从未得到过正统的文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它仅仅是作为一个模糊暧昧的形象出现在文学的边缘的。它的‘非主流’的特质一直是它的‘现代性’的历史宿命。”在这个意义上,“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成为我们“重返八十年代”新的契机。科幻小说超越时代的“现代性”,既是它长期遭到研究者冷遇的原因,也为我们再次进入80年代提供了一条柳暗花明的蹊径。
借助上述这一独特的视角,通过对“黄金时代”中国科幻以及爆发于此时的“科文之争”的研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新时期”如何构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切的前提,都需要我们以“历史化”的姿态重返80年代,重返20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史的这一特殊阶段。
 
作者简介:张泰旗,四川乐山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