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大学》

作者:杨枫

 

    说来惭愧,我的实验室生涯并不光彩,充满了翘班、争吵和失败的实验。

    这和我自己不争气有很大关系,不过,就算没有我,实验室的氛围好不到哪里去。第二次热潮又过去快二十年了,人工智能技术依旧没有本质突破,但是上级文件要求学科设置要综合全面,学院必须保留这个研究方向,结果就是每年都有一群像我一样的倒霉蛋被分配到这个组,跟着教授和屈指可数的前后辈在所谓的“科学前沿”重复着几十年前的工作:网络结构优化、特征工程、半监督学习、准确率竞赛——史称炼丹。

    工作压力如山似海,有时,我们甚至一天要在实验室待二十个小时。实验室比宿舍更像家。我们在这里工作,吃饭,休息,搞黄色,甚至还孕育出了我们独特的娱乐方式:调教实验室的生活助手。这活动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慰藉。就连助手本身是某届师兄师姐为了活跃气氛而编写的作品——戴上AR眼镜,会有猫耳女仆或英伦管家(当然,也可以是定制的形象)出现在你身边,嘘寒问暖,点外卖,热咖啡,在你啃数字文献时贴心地帮你翻页。

    没有什么AI不是从智障做起的,我们的也不例外。我的助手——一只爱尔兰小妖精——最初甚至在我们开组会时大爆粗口,原因是那时我们尝试向程序中加入性格要素,语料库里却混入了奇怪的样本。不过,在经年累月的轮番训练以后,助手的服务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三字班的学姐们强化了它的自然语言识别能力;后来导师亲自动手,上载了一套增强学习机制;五字班的师兄用脑机接口采集的数据量化了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把它纳入到增强学习模型的奖惩图里;助手的默认虚拟形象则是美院的同学设计的……到我这届时,给助手打升级补丁已经成了一项仪式,不完成它,就算顺利毕业,也会留下不小的遗憾。

    很不幸,如我所说,我的实验室生涯并不光彩。我既没能融入学术氛围,也没能产出什么科研成果。入学第二年,我还因为课题不顺而和导师大吵一架,此后连实验室也不去了,有事只管走MR系统远程联络。

一直到开题答辩前的那个学期,我才又主动找上导师,因为开题要求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一篇论文,而那时的我对此毫无头绪。

    不仅如此,我也没想好要给助手做什么升级。

    导师虽然气愤,却没刁难我,只是丢给我一篇大师兄写废的论文,让我自己琢磨琢磨。寒假,我一个人留在了学校,翻阅十几GB的参考文献,试图从中发掘灵感,至少也要找到论文中的解决方案的可改良之处。然而大师兄却是个和我一样的废物,废稿写得一塌糊涂,令我全然不知从何下手。和我相比,他唯一的长处大概是脸皮厚,而且勤奋刻苦。延期毕业了一年以后,不仅勉强发了另一个子方向的论文,还在寒假离校前悄无声息地提交了助手的升级补丁。而我却只能一边抓耳挠腮,一边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读研,而不是接下本科毕业时洒向我的各路offer

    抓耳挠腮不能解决问题。腊月快要结束了,眼看着新年临近,我却仍然在原地踏步。一天夜里,负面的情绪搅成一锅粥,令我彻夜难眠。我的工作站这时还宕机了,气得我索性套了两件外套,跑到园子里暴走。要么调理好情绪,要么冻死算了。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从北走到南,从东逛到西,最后筋疲力尽,停在了荷塘旁边。

    就在这时,我知道了师兄究竟给实验室助手打了什么补丁。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一头实验室在喝水。

它趴在水边的卵石路上,屁股顶着假山,另一侧的墙面露出忧伤的表情,两扇对外开的窗户挤成一团,下方窗框微微翘起成朝上的钝角。换水用的虹吸管一头插在窗边的鱼缸里,另一头穿透冰层,探进池塘深处。鱼缸里的金鱼只剩下了一条,翻在水面,在水流的摆布下摇摇晃晃。

面对这超绝震撼的场面,我一时间停止了思考,过了一会,给大师兄拨去了电话。

接到我的电话,师兄显得有些意外。

“你怎么还在学校?”

“论文还没弄好。你的毕设呢?”

“还在死磕。”

“……”

“……”

开场的寒暄让我们都很尴尬,话题便迅速转进到眼前的景观上去了。

“你的实验室不太高兴。”我把摄像头切向湖面。

“哈哈,被你发现了。”师兄这才露出了得意的神色,“这是一套可视化系统,套用了西门子的数字孪生引擎和腾讯的电子宠物套件,我把这些整合在了一起,然后把之前的幸福指数接在了宠物的情绪模块上,你看到的实验室之所以心情不好,就是因为这个。”

他指了指鱼缸,我这才意识到那条翻白的金鱼其实是我的化身。如今大家都回家了,我的情绪便代表了实验室的情绪。

“它都能做什么?”我问。

“让我想想……常用的语音指令它都听得懂,不如你试试。”

我试着把实验室脑补成家里养的土狗,结果,实验室虽然听得懂我说话,却表现得活像只癞蛤蟆。我让它伸爪,它便把一侧的虚拟光纤和电缆戳进我的手心;我让它叫两声,蓝牙耳机里便传出了门禁刷脸机的确认提示音,同时实验室的正门开始不停开闭;最后,我命令它打滚,它僵硬地翻了个身,却翻不过来了。

“哈哈哈,物理引擎有改进的空间,但还挺可爱的。”看着实验室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师兄挠了挠头,“房间的尺度是可变的,没事的时候多遛遛它,让它学习一下姿态控制。”

“明白了。”我两手一收,把实验室缩到课桌大小。

师兄又跟我介绍了数字孪生和情感映射的部分,讲他是如何从表情包般的切尔诺夫脸谱图联想到立体成像上的。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条真正的金鱼。我只是找了一条我家里养的品种做了三维建模,然后取了一组体态特征来映射情感要素。打个比方,尾鳍颜色的深浅代表了‘愤怒’,既然金鱼本色是红的,那尾鳍颜色越浅,就表明这种情绪越反常。这样一来,只需要看一眼金鱼,就大致能明白一个人的心情是怎样的……”他滔滔不绝道。

“那看来我现在还挺生气的。”我瞥了一眼金鱼薄红色的尾巴,叹了口气。“行吧,这样释放一下,也多少放松点了。你接着说,我听着。”

于是师兄继续侃侃而谈,我则恢复了体力,接着沿路前行。在科技语言的洗礼下,房间里的金鱼渐渐停止了翻白。实验室也不再愁眉苦脸,筋斗云一样,摇摇晃晃地跟在我后面。虽然我对师兄讲的东西意兴阑珊,但是在心情低落的时候,有人能像这样一直陪我说话,倒也不错——至少能让我暂时忘记烦恼。

沿清华走一圈要很久,途中,道路两旁的成像热点开开闭闭,电源灯荧光闪烁。

走到半程,身处异地的师兄话锋一转,又谈起了未来,说他毕业以后打算去跟朋友创业,现在已经在资金筹备阶段。听他讲商业模式和生态链蓝图讲得热火朝天,我却又陷进了自怨自艾当中,只觉前途一片黑暗,却又不想败了师兄的兴致,只得把金鱼调节成仅对自己可见,同时偶尔心不在焉地应和几句。

走到校医院的时候,师兄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在改的那篇论文太差了。”他说,“别一棵树吊死,现在换课题还来得及。”

“……可是我没什么好想法。”

“有的时候,其实创意也不完全是翻论文翻出来的,你代码写得很漂亮,说不定能在做项目的时候发现一些东西。”说到这里,他露出懊恼的神色:“嗨,下学期老板打算把实验室和助理打包申请项目基金,之前要不是这套东西是我偷偷摸鱼做的,就也拉你一起了。”

见我不说话,师兄又说:“不如这样,现在这个系统里涉及情绪映射的部分是我原创的,设计的核函数还不够稳定,有的时候还不能准确表现被代理人的心情。你正好在学校,拿你自己做做实验,帮我改一改。老板想让我后面再发篇文章,但我不想再费心优化了,回头你弄完,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就给你了。你看怎么样?”

“……算了别说这个了,天挺冷的,没什么事我先回宿舍了。”

赶在实验室肚子里的水壶嚎叫起来之前,我中断了远程通讯,甚至没有和师兄道别。他后来又拨来了几次,都被我拒绝了。

我赶回宿舍,洗干净被风吹得生疼的脸,回屋倒头便睡。我不喜欢受人施舍,从小到大,一切问题都尽量靠自己解决,连读研资格都是在年级前十里挤破头才争取来的。如今在折腾了这么久的情况下,不管师兄的提议出于何种动机,我都不需要,因为它只是进一步证明了我自己的无能,而这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

然而,三天之后,我却不得不再次给师兄发消息。向他询问提议是否仍然有效。

走投无路之下,我甚至没有脸面开启视频通话。

“没问题。”

师兄倒是豁达,一反学期结束前的郁闷状态。只是把资料打包发给了我,然后大致和我讲了讲思路,一句也没有提我唐突挂他电话的事。

“我妈叫我去吃饭了,加油,新春快乐。”

“……谢谢师兄,新春快乐。”

当晚,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和家人吃了一顿云年夜饭以后,久违地睡了个安稳觉。睡前,我又翻了翻论文,接着和妖精打了半小时冒险游戏,然后小小地哭了一会,这下才终于缓解了接受他人施舍产生的强烈罪恶感。

零点,新年夜到了,数字烟花在远方的城区上空无声翻滚。火柴盒尺寸的实验室在床头散发出柔和的米黄色氖光,恢复了活力的金鱼则悬浮在妖精的怀中,悄无声息地吐着泡泡。

总之,时来运转也好,拾人牙慧也罢,师兄给我的新材料终于带来了足够多的启发。我先取得了导师的许可,接着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情绪映射模型的优化当中。我自己的性格还挺感性的,遇到状况,情绪波动很大。这反倒能让我在很大范围内测试模型的效果,我因而得以在爱宠行为观察期间,迅速找到问题,重新进行演算。就这样,在寒假的后半程,我终于逐步化解了纠缠了我一学期的困难。

二月底,休假结束了。学校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鱼缸里的金鱼也跟着多了起来。消息不胫而走,师兄设计的建筑宠物迅速成为了校内师生口耳相传的热门谈资。

到这时,映射算法已经基本上大功告成,因变量曲线上的毛刺已经被我悉数平滑干净,而且也能在标准数据集上取得SOTA[1]了。虽说如此,但是对此时的我来说,比起挑战极限,还是毕业要紧。保险起见,我没有选择那些顶级平台,而是投了一个排名较低,但是过稿率高,回复速度快的A类期刊。交稿那天,我压着截止时间,在网站上提交了文档压缩包。弹出提交成功的窗口后,老板仰头陷进转椅里,带着满脸释然,跟我说“你总算开点窍了”。直到那时,我才终于放下心来,开始着手准备开题答辩。

所有这一切都是师兄的功劳,但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觉察到发生在他身上的异变。上学期,导师骂他骂得很凶。在我帮他写程序改论文期间,我曾经注意过他低落的情绪。不过,他那时跟我说,他正在努力尝试自我疏导。因此,面对他在寒假期间的豁达,我却只是以为他已经找到了足以说服自己继续下去的动力,却没有想到疏导本身也完全有可能导向别的结论,从而创造出完全不同的人物弧光和人生轨迹。

四月初,我的论文擦边通过同行评议。两天后,鱼缸里最大的锦鲤一头撞在玻璃壁上。导师怒发冲冠地打了几通电话,又风风火火地奔向紫荆公寓。电话没有人接,等待他的是空无一人的床位。师兄人间蒸发了。肄业退学不代表人生终了,这便是他的答案。

 

    师兄玩失踪这年,我们的导师刚刚五十八,眼袋臃肿,微微驼背。

人工智能刚热起来那会儿,他开始从事相关研究,也做出过一些尚可的成果,却始终没能成为开山祖师爷级别的人物,再加上中间争夺经费得罪了人,后面又遭遇了行业不景气,到我们这届时,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亮眼的业绩了,职称也岌岌可危。这次申请课题基金差不多算是他的最后一搏,结果身为主力的师兄却不辞而别,其结果可想而知——在我去办公室的路上,整个走廊里都回荡着他的咆哮。

见导师前,我一直在给师兄打电话,后来又发短信给他,但所有消息都石沉大海。倒头来,我还是不得不顶着导师罗刹般的面孔,默默接受了命运。一口巨大的锅扣在了我的头顶——接手师兄的活,完成接下来的课题申请任务。

“可是我还要准备开题呢。”我说。

“开题不重要,随便糊弄一下就行了,先做这个。实在不行,拉几个本科生来帮你。”

呵,说着轻松。

我内心翻涌出无数黑色辞藻,最后却只是点头默认了导师的安排。于是,到开题答辩以前,我不得不忍受了一整个月的高强度盘剥,同时还要反过来压榨我的后辈。死亡四月来临了,组内成员的情绪几乎都一落千丈,实验室自然也成天横着张臭脸。我们起初还会关照一下它,后来忙得昏天黑地,也没精力去调节各自的心态,便索性放任不管了。

五月中旬,我在开题答辩上挨了一顿臭骂,原因是准备不充分。值得庆幸的是,评委老师还是放我过了。答辩经过有如过山车,我的金鱼的体表也红白翻涌。

开题一周后,组员们总算备齐了必要的课题申请材料。为了说明项目的二期研究价值,我们发布了实验室助手和虚拟宠物的试用版,校内人员可以以办公室为单位申请账号。为了更直观地给基金委的评审员们演示效果,我们还剪辑了一套宣传视频,放在了项目官网上。做实验,调程序,写文档,剪视频,做报告,联系各部门领导……这些平日里并不繁重的活,一和开题答辩撞了档期,就让人严重消化不良。临近开题时,我已经彻底失去了时间观念,连发牢骚的精力都没有了。而就是从这时候起,组员开始越来越依赖生活助手的激励和安抚。实验室几乎变成了熬煮心灵鸡汤的大锅,连我的妖精都开始一本正经地讲起了乔布斯和冯·诺依曼的丰功伟绩,有的时候还要同时扮演柔情闺蜜和知性俊男。当导师终于认可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时,我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往宿舍赶,唯恐慢一会,休息时间就又不够了。

虽然万事俱备,但是对这个赶鸭子上架的项目,我却仍然心存疑窦。然而时间却不容我担忧。项目上线之后,我匆匆睡过一觉,醒来后立刻便转去攻略毕业设计了。和很多半年前就已经做完毕设主干内容的同学相比,我已经大幅落后了。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做了一些数值分析和时空演算,着力于落实已发表的论文里陈述过的未来展望。几天过后,虽然进展并不算快,但一些统计结果却已经让我确立了几个猜想,如果能通过实验证实它们,就可以以此作为出发点,来设计新的情感映射模型了,不出意外的话,新版本的粒度会更加细腻,纳入到实验室系统里,也能改进各个部件的表现。

周末,在妖精的提议下,我打算稍微喘口气,拖实验室出去走走。出门后没多久,导师忽然发来消息,让我看看试运行系统的用户反馈。我打开一看,发现尽是些负面评价,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但仔细一看,对方的言辞都比较温和,而且反馈数量也不多,甚至还有像师兄一样想卷铺盖跑路,觉得我们比助手更能回答他的困惑的人。

虽然隐约感到有哪里不正常,但是这时的我全无提议撤回项目的勇气——一有这个想法,我便想起导师那张铁青的脸。考虑到反馈同质化比较明显,也看不出什么规律来,我最终认定问题可能只是因为助手的心理疏导能力还有待提升,便回邮件联系用户,索要更详细的问题描述,打算等反馈再多些时,再研究研究。

就这样,导师的问题被我们一直拖到了六月份。

到了六月初,负面反馈变得更多了,校内也流传起各种各样的传闻。

而就在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找导师聊的时候,一则新闻却先我一步,引爆了躁动的氛围——隔壁学校的新闻学院联合心理系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里公开了我们学校的校内立体影像。数字沙盘上的增强现实空间里,遍布着实验楼、新老图书馆、体育场、食堂、绿地和一百七十五座公寓楼的数字影像。房屋和房屋挤成一团,个个垂头丧气,致使校内风景有如百鬼夜行。报告的标题是《当代学术社群的可视化心理画像分析:以清华大学为例》,矛头直指校内的高压气氛。

此事一出,学校里立刻炸锅了,上上下下都乌烟瘴气。导师不得不四处调解,在会议室和办公室间奔来跑去,有时还要公开出面向公众解释,却反而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卑微的科研履历上去了。而我也不得不再度搁置我的毕业大计,带头重返这个越来越让我感到不耐烦的项目。

我们的关注重点并不是燕大报告所暴露的问题,而是助手能否有效改变这个局面。导师不知道动了什么关系,竟然靠吹牛皮要来了一周的调试期,条件是关闭虚拟实验室的部分,免得继续落人口实,同时助手应当尽快发挥作用,以便帮校方圆场。然而事与愿违,一周后,局面依旧。更令人头大的是,在没有数字宠物陪伴的一周里,我们在七手八脚的同时,还要应对领导、记者和其他同行的轮番轰炸。而我们的用户对那些虚拟房屋的喜爱程度显然比对助手高,因为关掉前者之后,我们收到的抱怨信反倒更多了。

接着,就在我们准备举白旗的时候,更严重的问题爆发了。燕大报告引起的学风大讨论刚刚偃旗息鼓,忽然有一天,物理系的一名博士生申请退学,次日,两个建筑系的学生在紫荆操场大打出手,甚至还动了刀子,而我们实验室的一名外校实习生忽然被同组的女朋友甩了,一时间精神恍惚,最后不得不中止实习,寻求心理辅导。

这些事若是分拆到五六年里,本该稀疏平常,却忽然集中爆发,自然再度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校方本来迫于舆论,公布了一份“减负计划”,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二次风波搅得鸡犬不宁。院长算是导师的半个同门,这时也终于顶不住压力了,把导师直接交到院长办公室去训话。但是事态却依然越来越糟,不久后,就连教工当中也出现了濒临崩溃的人。原本无人问津的心理治疗室人满为患,就连邮箱和电话都被打爆了。

在所有的案例中,生活助手都没有起到鼓励师的作用。我们虽然都知道助手能力有限,却没想到竟然会差到这个地步。身为项目的主力,我再次陷入了寒假时的焦虑中,做梦都会梦到头顶悬挂着成串成串的利剑。导师传唤我时,我已经回滚到了研二和他吵架时的状态,满脑子都是借口,内心却也清楚,只要不解决眼前的问题,推脱的理由再充分也没有用。

我走进办公室,肩头的金鱼左摇右摆,象征恐惧的头部一片惨白。

屋里坐着一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导师迎上来,并没有如预期那般发火,只是声音僵硬地问我怎么看待当下的局面。

“我觉得造成极端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案例里,当事人的心理状况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助手的处理能力。我正在评估这个临界值在哪……”

“但是也有很多例外,”导师打断了我,从桌上拎起一个窗口,推到我面前:“比方说数学系的这例,状态跟你差不多,为什么你就行,他就不行呢?”

我哑口无言。说我心态比那男生好无异于抬杠,而且这种回答毫无意义。如果不能给出有理有据的答复,我们唯一可靠的结论,只有助手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用,之前的成效不过是安慰剂效应而已。

我木然地看着导师,导师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事情已经来到了一个僵局,必须依靠外力,才有希望得到解决。而这也不简单。整个项目已经经历了过多的升级,由于从一开始就没有确切的总体规划,因此代码风格混乱,文档残缺不全,要迅速展开分析,只有把参与其中的人都找到。考虑到很多前辈已经出国深造,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条出路则是开源代码,向学术界和产业界寻求帮助。而这样做的代价,便是项目本便有限的科研价值会迅速被全世界的学者、工程师和资本家们瓜分得一干二净。

就在这时,在我和导师中间忽然弹出了一个通话请求。

坐在一旁的年轻人露出了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导师则仰天长叹一声,伸手戳开了来电提醒。

接下来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像做梦一样。

导师把所有人都叫到了办公室,靠着窗台,开始分配任务:“不硬挺了,找外援吧。我看小杨也要顶不住了……小张小陈,你们两个去照着毕业生联络表找人,能找到多少是多少……我这就找上面汇报情况……小杨,你文笔好,晚些时候过来帮我写通讯稿,尽快找门路投出去……”

     “哎呦——你麻利点儿好不好啊。”众人散去以后,见我还稀里糊涂,导师急了:“大头都要回来了,也不用你管事了,就把我刚刚说的那几件事弄好就行了,明白没有?”

     在导师的责问下,我点了点头。导师这才满意,开始在身边一层层堆砌会议窗口。我回到实验室,在工位上趴了十分钟,然后爬起来梳理大纲。在我离开导师办公室时,拉师兄一起创业的老板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告辞去接师兄去了。

 

     两小时后,我写好了初稿,发给导师看。过了一会,导师叫我去大会议室找他。

     师兄在场,他的合伙人也在场。半空中还坐着几名我不认识的大人物。导师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在真人和幻影们的注视中,摸到角落里坐下。导师继续向上级汇报,领导们则冷冰冰地听着,点头摇头,偶尔否定一些想法,比如说大规模找外援的计划,但也给出了相应的备用方案,比方说用师兄合伙人那边提供的数据平台来做分析支持。

    导师让我写的通讯稿最终变成了一份详细的问题描述和系统使用教程。又一个通宵过后,我们把两份文档、事故数据和项目源码打包发往校方指定的几家单位。群发完成后,我扛不住了,在工位上睡了六个小时,再醒来时,师兄不在,听说是被合伙人拉到公司办事去了。

等回复期间,我靠着八卦和线索,大致拼凑出了导师找回师兄的过程——学期伊始,师兄并没有真的下定决心逃学,不然连新学期注册也不会去做。离校以后,他没有出城,而是轮流借住在几个朋友的家里,躲避着各方的轮番轰炸。事情闹大以后,导师找到了师兄的合伙人,那人二本毕业,虽然不在乎师兄的学历,却在乎他的人品。他知道师兄参与了这个项目,跟他说他再不出面的话,合作创业就不必再提了。师兄这时也意识到躲躲藏藏终究不像话,于是便给导师拨去了电话。

对此,我无话可说。师兄不辞而别后,我始终对他抱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回来后,这种情感更混乱了,远远超出了金鱼肤色的表达范围。连妖精都时不时和我说:“有的时候,真是搞不懂你。”

师兄再回来时,数据和程序都已经上载好了,各家机构也发来了确认回复。我看得出师兄看我的眼神变得很奇怪,但在这个关头,他也和我一样,在努力克制内心的情绪。

    在校园内,保卫处配合海淀区公安机关,加强了治安管理,当天下午,在新玉树食堂接下了一名从楼顶一跃而下的学生。此后,心理辅导站也在附属医院的支持下迅速成立了。

又过了一天,四名前辈远程连线我们,说下班之后可以帮忙看看。多方联合的事故调查工作就此拉开帷幕。

为了方便做数据分析,我们取消了隐私壁垒,把所有的虚拟生物汇总在一起。一时间全校漫天死鱼飞舞,缩放到鸟瞰视图,仿佛发了霉。翻白沉底的鱼横七竖八,一身白斑,鳍条破裂。当时的媒体因此称此事为金鱼池事件。

 

     到了这时,虽然心存诸多不满,但我们都以为既然有了这么多外援,事情的进展应该更顺利才对,便都努力保持克制,谨小慎微地埋头苦干。导师和师兄的矛盾暂时被束之高阁,我也按捺下内心的躁动,尽管一到休息时间,我们便会像仇家一样避开彼此的生活轨迹。

     事实证明,这种工作模式非常消磨斗志。每天起来,在前去实验室的路上,我头顶的金鱼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徐徐褪色。而且没过多久,我们便从往来邮件的频率里,觉察到其他机构消极怠工的态度。联合作业因而未能展现出它应有的效率。很快,人们谈论的便不再是哪方会先攻克难题,而是哪方会先失去耐心。

     师兄回来以后,明显想要戴罪立功,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没日没夜地干。而我为了压制心中的怨念,也把自己埋在各种机械化的辅助工作中。有了数据平台的支持,不到一天,事故数据便经过清洗、集成、分类和一系列后续操作,最终以脱敏的形式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把处理过的数据抄送给同行,然后用爬虫汇总他们的分析结论,以浮动信息气泡的形式将关键信息悬浮在实验室的会议桌上空,排列在条形图、折线图、雷达图和关系网络图之间。写爬虫,做报表的工作也由我承担下来——只要沉浸在在这些事情中,我便能暂时忽视内心的烦闷。

     先失去耐心的是校方。

     在领导的反复催促下,我们几乎每隔半天就要给出一组分析报告。但是上头却依然不满意,一方面,很多行政部门的负责人搞不懂我们在做什么。另一方面,受舆情压迫,他们只关心解决问题还需要多少时间。

不够快。

这都什么东西。

快点。

每次汇报,他们都这样暗示。

于是,上级逼问导师,导师再逼问我们,而我们只能互相试压,然后把积怨转嫁给助手和宠物。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如果把这些领导的心情打包在一起,搭一个虚拟办公大楼,会是怎样一副光景。

这时的实验室已经配备了最好的研究工具。然而,大多数时候,科研并不是工具好就能加速解决问题的。面朝翻滚的数据海洋,却始终发掘不出有意义的规律,这让在座的所有人都万分沮丧。师兄则更为焦躁,如同一名发了疯的魔法师一般,在自己的身边堆满了悬浮在半空的公式和符号。从他的表现来看,他对很多东西的理解都很肤浅。他的极限,大概也只是把已有的程序包组合在一起,让它们能够有效地协同作业罢了,深究一点原理,就一问三不知。结果一遇到难题,还是得我帮他弄,帮他解释。

与此同时,我还要挤时间去赶我的毕业设计,而地球不是绕着我转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我大白天犯困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在一个非常不巧的时间点,上眼皮打下眼皮,错过了导师的一句指示。

“杨杨,导师让你把数据下钻一级。”身边的学姐推了推我,我一个激灵,险些大叫出来。

睁开眼时,面前是一群神色僵硬的市区级干部。我手忙脚乱地挥挥手,却险些关掉桌上的立体图,又折腾了几下,才终于调出导师要的东西。

会后,导师直接组会上发作了,指名道姓地批评我,说不能干就别干了。

我盯着他的脸,他也盯着我。

我眼前掠过一扇无色尾鳍,接着视野一片模糊。

“不干就不干,干不干都一样。”

“你说什么?”

我的脸一阵火热。

“我说干不干都一样!一年前也是,现在也是。废物,废物,废物!我当然知道我废物!一年前我就知道了!早知这样,我就不该过来读研!”

我对着导师大吼一气,跑出实验室时,耳边还回荡着嗡嗡蜂鸣。

 

怒火中烧,我在学校里漫无目的地暴走。最后果不其然,被四处找我的师兄撞上了。

“你要去哪?”师兄在校门口拦住我。

“出学校。”我没好气地说,“哪里都比这里好。”

妖精从胸前的口袋里探出半个身子,点了点头。

听我这样说,师兄又露出了他刚被找回来时的神色。

“别这样。”他说,“导师也是压力很大,这时候还是互相体谅一下吧。”

“互相体谅?”我气笑了,“你把这个项目甩手给我的时候,怎么不体谅我一下呢?”

“我不是把核心的成果也给你了嘛……”师兄显然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再次精准踩雷。

“我不需要!”

围观人群开始把我们包裹在中央,但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眼里只有师兄这个靶标。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个错误。你知道我后来花了多大的力气,往里加了东西,才终于把我自己的工作填充到和你的一样多吗?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就是为了让我显得不那么可怜!结果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确立自己的成绩的机会,马上就又要收拾眼前这个烂摊子!”

师兄被我吓到了,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

聚集的人群阻塞了校门,保安过来调停,却被我甩开了手。我越说越气,反倒一点也不困了,只管把师兄骂得狗血喷头,把所有的诅咒都喷射到他身上。

“那你想怎么办!”

最后,师兄也受不住了,困兽一般反问我。

我没理他,转身推开人群,走出校门。

先让我静静。

我擦干眼泪,本来想这样说,但是刚走出校门,我却忽然发现妖精背上的实验室变了模样。在我和师兄吵架时,实验室活像《千与千寻》里的腐烂之神,游走在它的腹腔里的金鱼几乎全都在垂死挣扎,但是我出校门以后,它的心情似乎好了些,至少停止了嚎啕大哭。

师兄赶上来,我推开他,又走进学校。

病鱼多了一条,腐烂之神再度泪流不止,眼泪从断裂的管道里奔涌而出。

我又走出校门。鱼儿随之消失,腐烂之神也不再哭泣,只剩愁眉苦脸。

我又试了一遍,现象依然如故。

我捧着实验室,看看师兄,师兄也看看我。

在这之后,我们谁也没说什么,只是一前一后,重新赶往实验楼。一个猜想击穿了我的脑海。我冷静了下来,开始盘算要如何利用数据来论证它。

 

回到实验室,导师还在气头上。见我又回来了,便要发作。

“等下。”师兄拦住了导师。

“小杨可能有发现了。”

导师这才退后两步,任我展开数据空间。

“我刚刚出学校的时候,实验室的心情似乎变好了一点。”导师冷笑一声,我没理他:“这提醒我了。之前的这些案例,就结果论,有不少都包含一个或者多个人的离校。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的增强学习模型的评估指标了。”

“评估指标怎么了?”导师问。

“我们用的是罗曼诺夫-秦算子。”我从大师兄堆砌的一团乱麻的符号里抓出了一把算式,搭建起矩阵和方程式的城堡,把导师和俄国教授共同提出的群体幸福指数呈现在众人面前。“这个算式虽然漂亮,但是计算复杂度很高,所以我记得很多开源实现都采用了近似算法。我怀疑这些近似算法有问题。”

“这块我确实是用开源软件包做的。”师兄挠挠头。

“系统,打开代码编辑器,调取一个案例出来,开Debug模式,在所有调用了RomanovQin这个函数的地方打断点,开单步调试。”我对助手说。

复盘开始,受害者的幸福指数一路下跌,他那个用户组的群体幸福指数也一路下跌。接着,在临界点处,断点处的代码指向了一个简单得过分的算式——

np.mean,平均值。

好吧,真是粗暴。

我关掉断点,和实验室的同僚们一同看完了剩下的复盘。有了这个结果以后,后面的事故分析便只是顺水推舟了。我用几个不等式性质论证了算子和平均值之间的局部近似关系,后来联系上编写开源代码的工程师时,他说他确实也是这么论证的。情绪分布的散点图则表明:清华校内的状况刚好落在了算子的均值等价区域。

而如果我们用平均值来衡量群体幸福感,问题便显而易见了:生活助手如果无法有效提升所有人的幸福感,就会努力剔除幸福感最差的人。而启发了它的,正是大多数校内人士都经常做的事:在压力过大的时候,离开学校,到外面放松一下。

一开始,助手归纳出来的经验还是正常的。但是出去放松的人终归还会回来,回来以后。很多人又会迅速回归原来的状态,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然而,师兄的案例却带来了一种新的启发——也许可以让这些人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助手就可以长期维系群体幸福指数的稳定。我们又据此做了一次聚类分析,结果是:在退学博士的案例中,博士身边的发条矮人给他灌输了一堆退学创业成功的人物传记,而这正是师兄逃学的出发点。在其他类型的案例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在这些“诱导退学案”中,生活助手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算表现得再栩栩如生,它也只是算法的牵线木偶而已。在它的世界里,堆满了盛装着电击器或蜂蜜罐的箱子,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它的每一次行动要么打开宝箱,享受奖励,要么接受处罚,遭受电击。在日常情况下,这再正常不过,但高压氛围下的校园却让它不管如何行动,都只会获得更多的惩罚。于是,一间间教室,一幢幢房屋都在我们的烦恼之下承担着加倍的痛楚。接着,一些人承受不住精神重担,开始用实际行动给助手提供灵感。一开始这不过是偶发事件,却足以改变奖惩图的数值分布。记录下行为模式以后,生活助手便开始照猫画虎,沿着业已发生的悲剧的轨迹,把校园逐步转化成了受社会达尔文主义驱动的黑暗丛林。这是校园的反抗,是二百余只土木宠物的复仇。

听完汇报,导师如释重负,让我们赶紧写一份书面版的给他,他去跟领导讲。等他汇报完,天已经快黑了。他叫我和师兄去办公室,和我们说明天会有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本以为他又要我们帮他写讲稿。但是这时的导师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一边啃指甲,一边看向窗外,若有所思,活像一尊燃尽了的炉子。

“干得不错,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我不知道他的鱼现在是什么状态,但是和我的应该差不多。

导师让我们先回去休息。我们点点头,各自回宿舍睡觉。但这一觉并不安稳:虽然发现了问题的成因,但是善后工作还很漫长。

 

次日风平浪静。我汇总了事故分析期间的细小成果,发现其中有些内容可以搬运到我自己的毕业设计里,忙活到傍晚,导师来电话了,要我过去。

会议室里,众人齐聚一堂。导师总结了之前的工作,又交代了晚上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地点和一些待公布的后续措施。课题凉了,助手全面下线了,取而代之的是数量更多的真人医生。导师没有说等在我们组前方的是什么,但我们都知道,经过这番折腾,这个组肯定保不住它唯一的教授了。对此,我本该感到忐忑不安,毕竟我是组里唯一的应届毕业生。但经历过所有的波折后,如今的我却只是感到一阵空虚,满心想赶快逃回到毕设里。对这时的我来说,比起毕业,做毕设这件事好像变得更重要了。

“晚上新闻发布会,你们来了的话,直接走小路到后台,免得出麻烦。到时候我一个人上去讲。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感谢你们。”

说完,导师对我们深鞠一躬。

人走楼空,实验室里只剩下导师、师兄和我。我们又坐下来,聊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导师说,他打算提前退休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退不行啊。”他说,“不过,鉴于事态控制得还可以,没有致死案例,所以啊,责任还是尽量我来担。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别耽误了你们这些年轻人。”

听到这里,师兄绷不住了,但导师让他别说话。

“我做科研做了这么久,后面的十几年基本都白费掉了。你跑了以后,我一开始确实快被气死了。但是后来也觉得可以理解。”他看向窗外,属于他的锦鲤在天空上悠然盘旋,“前一阵子,跟外面的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解释我们的东西,虽然挺累,但解释清楚了,能让人家理解我们,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所以以后我打算去做做科普,你们知道艾萨克·阿西莫夫吧?或者卡尔·萨根?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现在虽然处在这个状态,但是从这次的事故来看,其实还是有潜力的,只不过这些潜力都分散在不同的交叉领域。既然现在我自己的路走不通了,那把我走过的路,把我们走过的路讲给更多的人,把这个领域延续下去,也许以后这种潜力就会被后人挖掘出来,就跟当初的深度学习三巨头一样。”

“不过,即便如此,我对你也很失望。”他话锋一转,对师兄说:“失望的地方在于,你远见不够。这个项目进行到现在,你自己的那个非线性优化系统的论文明显能从里面得到很多启发,就算再推迟一个季度毕业,也不至于退学。结果临门一脚,你跑路了。现在又赶上这茬,我也没有脸面去求人再给你机会。且不说这些,你瞧瞧把你学妹折腾成什么样子。”

师兄低下了头,我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当然了,这确实是一种选择。退学是一种选择,像你学妹这样继续坚持下来也是一种选择,一条路跑到黑也是一种选择,退休搞科普也是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并愿意承担后果。”

“可能这就是失败者的视角吧。”

他少见地点了一根烟,任云雾缭绕一会后,感慨道。

“总之,虽然你在清华的生涯算是完了。但是既然又回来帮忙了,咱们便也不至于恩断义绝,回头有什么需要,我是还尽量帮你。”

“其实,结合事故结果,也应该可以再攒一两篇……算了,就这样吧。走吧,发布会要开始了。”

导师最后说道。

“……以上就是本次事故的完整成因。虽然我们研究小组要为本次事故负大部分责任,但是在此,我要强调一件事,那就是这件事也暴露出师生对自身心态的认识极度肤浅。生活助手只是一个助手,它不应被当成朋友,伴侣或亲属,更不能被当成心理咨询师。有需要时,我们应当去寻求真正有意义的帮助。”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下面山呼海啸的闪光灯,面对外面举牌抗议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朋友,导师平静地做完了报告。下台之前,他面对记者们高举的手掌和流媒体存储设备,深鞠一躬。这件事断送了他的科研生涯,但至少,他在最后还是保住了一些尊严。

 

     后来的事大多不值一提。金鱼池危机得到了化解,导师被校方辞退,换上了另一名谢顶教员。我并不是事故的始作俑者,除了换了老板之外,毕设一切照旧。

实验室催生了灾难,却也启发了很多科研方向,让伦理体系建设、智能体测试框架、空间渲染、数据科学等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前进了一小步。澳洲的一小撮开发者甚至搭建了一个专设论坛,供亲历者讨论切磋。后来,该论坛转型成了一个基金会,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一类期刊。局面看上去欣欣向荣,只是,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哪方敢像我们这样大规模地部署未经长期测试的系统了。

师兄办完了肄业手续,继续去和他的合伙人去混了。他没有再追问我怎么看他,我也没有再提这件事。新闻发布会以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饭桌上聊了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正如导师所说,这是一个失败者的故事,我们都是失败者,没有理由互相指责。更何况再怎么说,师兄毕竟也是帮了我一把的。

半年后,紧赶慢赶之中,我终于做出了我所期待的成果,顺利毕业,毕业后又把毕设包装了一下,发了第二篇论文。在一家社交网络公司面试时,考官看了我的论文和笔试结果以后,说我数学分析能力很好,虽然不适合目标岗位,但他可以把我推荐给一家金融公司。我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金融码农,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进阶成了操盘手,踏上了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奇妙的是,尽管我以为至此我已经彻底与学术绝缘,但是在当操盘手时,我却又发了几篇统计学习领域的论文,还担任了一场母校办的建模比赛的评委,见到了很多酷似当年的我的学生。

导师揽下了几乎所有的罪责,从而彻底终结了他的科研生涯。针对此事,他写了一本回忆录。书虽然名声不佳,但姑且还算畅销,稿费被他全部捐给了前面提到的那家基金会。

这件事为他挽回了一些声誉,后来,我还听说他又做起了技术顾问的工作。但是六十四岁那年,一名流浪汉持刀袭击了他。事后调查表明,那名流浪汉曾经也是清华的学生。他并不在金鱼池风波的波及范围里,甚至也没有退学,只是幸福指数长期处于低落状态,但他却将自己的烦闷和坎坷的人生归罪在了生活助手的头上。

飞来横祸又把我们这些流落各地的失败者聚在了一起。我们在导师的病房里齐聚一堂,带来了慰问礼品和各自社会故事。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师兄带来的礼物不是别的,正是当年的实验室系统。他虽然已经创业失败,但与合伙人至少算是和平分手,正在另外一家集成商集团那里做海外项目经理。

面对导师,他手捧实验室,身边金鱼环绕,活像一名微微发福的河神。他说当年的经历带给他很多启发,至少教会了他如何做人。因此,他租了云服务,想重新搭建尘封许久的虚拟实验室,作为对那段时间的纪念。

我们都同意了。

复活的实验室不带有任何功能,只是我们当年的心态的回放工具。我偶尔还会把它调出来看看,有时是为了怀旧,有时是为了在宣讲会上为我的自我介绍增添些味道。

但更多的时候,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想看宠物耍宝。当初设计这只蛤蟆小屋的时候,我们都心怀困惑。但是如今,我已经不需要它了,因为我的疑问已经得到了回答。



[1] SOTA,全称为State of the Art,指在特定问题下遵照特定指标所能取得的最优结果。